第一，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激发各类微观市场主体积极性，促进消费需求的释放和投资需求的提升。在外需增长承压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提升内需增长动力。消费需求的释放关键在于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后，建议推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从收入倍增和数量倍增两个维度推进，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中间步骤，这不仅需要政府从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方面深化改革发挥好二次分配作用，在面临疫情冲击的情况之下也需要用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保市场主体，发挥市场在一次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对2022年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的可控变量还是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稳定作用至关重要。我国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均有广阔的投资增长空间，东中西部、城乡之间在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分布失衡问题还比较突出，5G、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投资可起到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作用。

第二，加快供应链、产业链补短板，攻关核心技术，提升关键领域的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化解供给冲击的能力。中国经济面临不同类型的供给冲击，包括疫情和战争等带来的原材料供给冲击、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冲击和核心技术瓶颈带来的供应链与产业链冲击等不同类型的供给冲击，其中最关键的还是核心技术瓶颈。当前，第四次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新一代信息科技与制造业正呈现深度融合的趋势，先进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等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日趋广泛，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和智能化变革使得传统的制造业形态和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向2025年，要力争实现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实现智能化，推动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实现大幅提升，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型。在此阶段目标之下，相关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可以适当加快进度，以形成更多新的增长极和增长点，为稳增长注入新动力。

第三，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借助制度型开放所带来的外部力量推动内部制度变革，以改革促发展，扭转预期转弱趋势。预期转弱仅靠宽松政策还不足以扭转，必须向改革开放要发展红利。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实践探索和理论逻辑都表明，改革还是不改革，其经济增长的成效大不一样。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应该借助外部力量对改革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应以积极开放的态度主动参与到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国有企业、贸易和环境等议题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中去，对照最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以法律形式落实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界定上去，赋予市场微观主体更大的经济自由选择权，营造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法治市场环境，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以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抗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中国经济时报 2022年5月11日)